税收治理，既要承认行政国家的专业性、快捷性和便利性，又必须直面行政权力扩张的现实和潜在危险，为此，需要合理配置税收治理格局，平衡税收立法、税收行政和税收司法架构，维持税收秩序的良好运转。
参见解亘：《法政策学——有关制度设计的学问》，《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2期。作为不成文法源，行政法上的一般原则具有补充制定法漏洞与解释指针的机能（尤其是行政裁量控制功能）。
（三）规制模式（组合手法） 所谓规制模式，即由复数主体的复数行政手法组合形成的法律调控模式。当然，晚近以来的法学理论正逐渐改变封闭态度，开始关注包括公共政策在内的其他社会规则的法源地位问题。这些柔性的法律原则，作为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媒介物——中间规范，是立法者必须参照和兼顾的价值指针。法治的第二重涵义主要涉及如何确保立法的品质问题，主要为现代法政策学之研究课题。面对行政国家的现实，各国行政法学者逐渐认识到单纯司法视角下的法解释研究的局限性，转而将理论视野拓展到行政法的规划过程、合法化过程、执行过程以及执行结果评估等行政过程全体。
平井宜雄认为，决定是主体为满足其欲求而设定目标，并且有意识的从诸多可能的行动中做出选择的过程。在我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目前已制定有效法律240多部、行政法规700多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各类政府规章19000多件，[37]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则更加难以计数。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解放和自由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终极使命，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这一整套政治制度皆在保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命的实现，即为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努力。
[xxx]该案的裁判结果大抵符合言论自由的基本原理，公民有言论自由，同时其他公民也有批评和反驳的权利。1948年英国议会任命以议员沃尔芬勋爵为首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英国的同性恋和卖淫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法律改革意见。第一种立场对社会公德给予重视，贴近韩国宪法的立场。1959年，英国上议院的司法议员德富林对这份报告作了猛烈批判。
[xxxviii]在齐玉苓案中，最高法院也曾经批复：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进一步说，如果单纯可以公众情绪清除或者排除某种行为容易带来混乱的民主暴政。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但前述对宪法社会公德的解读贯彻到民法之中势必有异于传统公序良俗的理解，给民法实务带来不小影响和改变。社会公德条款以宪法价值为主要内容，客观上为宪法的私法效力开拓了空间。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德国判决否认一项夫妻协议，在该案中丈夫向妻子承诺：丈夫承担在今后不单独进行业务旅行或娱乐旅行的义务。[i] 一个人只有在对他人和社会有所伤害时才进入法律的视野，密尔还呼吁社会对社会公德进行检省。但该原则事实上留有一定模糊的空间： 第一，何为个人事务。因此，社会采用法律保护其道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宪法总纲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我们认为所谓效力应该具有特定含义，应该围绕宪法序言是否能直接成为法院所运用的裁判规范而展开的。
其所维护的秩序其实是个人对家庭的符号性从属，而传统秩序所坚持的是个人对家族的符号性从属。同性恋关系属于公民隐私权的一部分，国家不能蓄意贬损他们存在的方式，也不能通过宣称其私人间性行为非法而试图支配或改变其命运。
宪法强调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基于此，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xxxvii]该判决非常正确地把握了封建的法律，即人对人的奴役、人身依附。[vi]哈特持有极为谨慎的态度：承认道德的意义，并提醒道德法律化的代价。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无法仅以社会公德包括伦理道德限制公民的姓名权。社会公德调整民事关系，允许或禁止一定的民事行为，相较公法尤其是刑法而言，其强制力稍弱。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优先于道德。
父母因此所遭受的感情伤害和痛苦也是可见的。比如曾经的《收容遣送条例》即可以看作是对个人流浪乞讨生活方式的干涉。
我国刑法将以赌博为业入罪也存在这一方面的嫌疑。[xvi]具体的道德条款僵硬的道德说教都是以道德束缚人性。
2008年，韩国最高法院肯定了一个法律条款，该法律条款规定：法院是判定何谓淫秽的最终权威，并且有权判断某个表达是否为淫秽的。这是密尔提出的标准，密尔认为只要不影响他人和社会，皆应留给个人自由处理。
在这一宪法框架下，韩国法院接受孔子的道德观念，并主动运用宪法保护国民的道德健康。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信息和交流伦理委员会将同性恋的内容归为有害青少年的信息。到了那个时候，相应调整惩罚冒犯少数民族言论的方式也就水到渠成。维持道德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辩论、建议、规劝等等。
[xxxi]在德国，法院以前有一种牢固的观念：出租一宗不动产来开设妓院在任何时候都是违背善良风俗的，因而当然是无效的。再次，民法强制力弱，为此，法官运用社会公德条款会有更多的自由。
史尚宽先生认为：善良风俗系家族关系中的道德准则，亦即性道德和家庭道德。如果仅仅为了保护公众情感和情绪以法律强制执行道德，则有为道德而道德的嫌疑。
第三，公民道德优先于伦理道德。它意味着中国宪法不仅以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裁剪衡量社会公德，制度优先于道德。
在该书中，密尔这样表述： 本书的两条格言是：第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交代。该款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国家制定各种守则和公约，实则不然。那种视惩罚之目的为一种威慑或者感化或者预防的看法，是一个错误，而且也不是其他什么。这些问题包括：我国宪法文本如何认识社会公德？社会公德有何具体内容？宪法赋予其何种效力？宪法对社会公德的认识分别在公法和私法中应该如何应用？ 一、社会公德法律效力的一般理论 社会公德一般指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道德观念，在大多数时候称之为公共道德。
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这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其所主张的血缘传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已经被抛弃，该传统意味着个人对家族的从属，姓是这种从属的符号和标志。
在上个世纪，哈特对密尔的立场再次进行了阐释和修正。当然，法官援引的社会公德必须符合主体性价值。
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强调传统伦理秩序，又将婚姻法中的可以改变成应当随母姓随父姓。该判决除了错误地以社会公德代替法律之外，还存在对社会公德领域和内涵的误判。
